2011年8月份，我和大陸幾位同行前往台灣作為期10天的交流。一些小細節，記錄如下。

垃圾分類

剛到臺灣，到酒店放下行李，就去一家有名的小吃店就餐。完後，約晚上8點左右，一夥人走在臺北街頭，碰到一輛垃圾車，非常興奮，便圍了上去。

這車倒不出奇，可以當場壓縮固體垃圾的那種。居民把固體垃圾倒在車上，當即壓縮。

旁邊有一液態垃圾桶，與我們平常在社區裡看到的無甚兩樣。令人驚異的在下麵。

我們沒有冒昧地跑到人家家裡去看。但從主婦們從家裡拿出的袋子來看，顯然是在家裡就分類的。也就是說，社區裡沒有固定的垃圾箱或者桶，更沒有垃圾房。家裡的垃圾根據固體和廚餘垃圾分類分裝後，等垃圾車一到，再拎下樓，固體的直接扔到垃圾車上壓縮，液態的則倒在垃圾桶裡。

我們一群大陸來的記者，圍在這垃圾收集車旁，半天時間，不願離開。因看到的情景，太令人震撼了。

廚餘垃圾，也是用垃圾袋裝好的。如果是我們，能將袋子扔進垃圾筒，已經算是文明人了。我們可以注意一下平日裡社區裡的垃圾筒就知道了：筒裡空著，而外面一堆垃圾。說明很多人根本不注意這咫尺距離，能扔進去就扔進去，扔不進去，就扔外面，絕不走近垃圾筒一步。

甚至在公共廁所的男性小便池裡，我們都能看到“上前一小步 文明一大步”的標語，為的是，很多人不願意站近了，而是遠遠的抛灑過去，尿液都灑在外面。這個標語可能是目前全中國最普遍適用的。甚至有人發明了更絕的標語，試圖解決這個問題：“尿不進去 說明你短”。

在港臺地區，偶爾也能看到這種標語，但它和“不隨地吐痰”一樣，一般都是用簡體字，這說明它針對的群體，就是大陸人。

臺北的主婦們，不是把廚餘垃圾直接扔進垃圾筒，而是走到筒前，將袋裡的垃圾倒到筒裡，然後將垃圾袋扔進垃圾車。

看明白了？廚餘垃圾絕不能混入固體垃圾！

就這個細節，有幾人能做到？

想想在垃圾分類方面做得尚好的杭州，能將垃圾分好類就已經算很不錯了。如果要求廚餘的垃圾袋要分出來，真懷疑有幾人能做到。

高鐵故事

捷運，即大陸之高鐵？因有事先回大陸，只好中斷行程，一個人從高雄乘高鐵到桃園機場。

時在高雄鄉下。先乘大巴到高雄，當晚隨便找了個旅館住下。條件非常一般，價格也便宜。雖是大陸的護照登記，但也沒有被歧視的樣子。

次日一早，便到火車站。真的是很奇怪啊。臺灣人口也不少，為什麼火車站就這麼冷清？幾乎沒有人啊。無論如何，高雄也是大市，往臺北方向的乘客按理也不會少。

火車站是日據時期建造的，使用至今。矮小的日式建築，不要刻意去想日本人如何佔領臺灣，倒真是滿心喜歡。買票，不用實名，直接刷卡進站。

進得車站，工作人員看了一眼車票，便告知一號月臺。

往裡走，找候車室，沒看到。

工作人員可能是看到我已經走過了一號月臺的電梯口，便從後面追上來，提醒一號月臺的直升電梯在這邊。

很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上車，座位也不空，不知道這些人是怎麼上來的，一點也不擁擠。

像大陸的動車一樣，火車也有文字提示，但不是防盜或者各種禁令，而是一條非常溫馨的提示：如果乘錯車或者方向相反了，請找乘務員或列車長處理。

我在想，如果真乘錯車次或者反了方向，會怎麼提供幫助？

有關吃貨

我們剛到酒店，就被臺灣方面的接待人員宣佈一條紀律：在臺灣，根據法律規定，室內禁止抽煙，希望我們遵守這一條。大陸來的尤其要注意云云。

我從杭州來，這是個國內禁煙做得最好的城市之一，難免對這個提醒有些些微的反感：大陸人民真的那麼沒素質麼。不過，想想連上海這樣的大都市，室內禁煙都做不到，在餐廳就餐，經常有人吞雲吐霧，也就釋然了。自己不檢點，莫怪別人寒磣你。

結果一清點，接待人員也舒了一口氣：參加活動的大陸客人，5名女士，4名男士，無一煙鬼。這個問題便不成為問題了。

但接下來的問題，就連我這個杭州來的也略感不適：酒店大堂和房間裡不准就餐。據說，有些酒店也同意在大堂咖啡廳或房間內就餐，但我們住的這家，可能是出於環保考慮，說了不准。至於車內，杭州的公車也禁止就餐了，我倒沒什麼，但其他幾位，包括北京和上海來的，就感到不太適應。想想當初杭州公車內禁止就餐，打造“無飲食車廂”，媒體至少討論了一個季度，從醞釀到實施、到看成果，熱鬧了好一陣子。

臺北沒有大拆大建，到處都是老房子。據說有些大陸的官員到了臺北一看：這哪是什麼大都市啊，完全一個我們20年前的模樣麼。回來後大講特講：就城市建設來講，臺灣已經完全落後於我們了。

因為老房子居多，格局普遍不大，店面甚小，座位也不多。每日早上吃早餐就成了大問題，買了早點，店裡沒地方坐，只好拿回酒店，可是大堂和房間裡都不能吃東西，於是只好站在酒店前的大馬路上吃。

關於吃，還有一個不大不小的笑話。我們都是一群大陸來的記者，記者這個職業，在其他地方可能是腦力工作者，在大陸其實是個體力活。因為經常跑來跑去，食量很大。臺北的環保志工很注意不造成浪費，以免增加環境負擔，連餐盒都是自己準備，準備的餐品自然不會太多。結果這夥人吃起來很是厲害，連續兩餐都不夠吃。接待人員只好通知下一站接待人員：這夥大陸人很能吃，餐量要大一些。

不過，後來可能是太累了或者太熱了，飯量反而小了，經常有剩下吃不完的情況。

我自己的餐盒，在準備離開臺灣時直接扔進車上的垃圾筒，被接待人員撿起來，說是洗洗可以用，為什麼要扔掉？如果我不要了，她可以拿回去用。

回首一看，我們這夥人，在臺灣沒有吃過一頓“大餐”，除了自帶的便當，最好不過是在農家酒店點菜。8天時間，沒有喝過酒，令我們這批以前並不認識的來自大陸各地的記者，也沒有建立起酒桌上的感情來。

有一個小細節是，臺北做環保的朋友不大用紙巾，而用手帕。作為35歲的老同志，我承認，在上中學時，尚用過手帕，長大之後，就變成了“文明人”，改用紙巾而棄用手帕了。我不知道，現在大陸有幾人尚在用手帕這種古老的文明工具。要知道，紙巾，可是用消滅森林、化學品淘洗出來的一次性消費品。一位同行的環保志工就說，台灣的環保志工做事一絲不茍，而大陸就相對隨意，如果制度過於嚴厲，別人會說你乾嘛管這麼多。

鴨子的環保

有人生病了，大概是食物中毒。回溯日常食物鏈條，均是安全的。惟一有可能導致這種化學元素中毒的，是鴨蛋。

插一句話：如果在大陸慢性中毒，能否倒查每一項食物，確定其安全與否？

查鴨蛋的來源，是一家小型的養殖場，位於高速公路橋邊。查鴨，果然也有這種毒素。來源查清了，病人可得以治療。

問題是，鴨是從何處中毒的？

水塘中的水，有問題。水因何有問題？

追查到最後，原來是水塘邊的土壤被污染了。

土壤是怎麼被污染的？有人在土壤中埋了爐渣。

於是，臺灣環保團體發起了清理爐渣行動。

他們發現，不少高速公路在奠基時，使用了大量爐渣作回填土。這種貌似環保的做法，其實污染了土壤。

環保團體認為，按照歐盟標準，如果非要回填，也必須使用包裝袋，將爐渣包裝好，確定不會直接接觸土壤後才能回填，而非現在這樣。

臺灣的環保人士很起勁地介紹，但大陸來的記者明顯對此不感興趣。

對於見慣了五顏六色的河水、白花花的山體、不敢公佈污染資料的土壤的大陸記者來說，爐渣能夠埋在高速公路下面，而非裸露在空中，或者傾倒在河水中，這已是非常好的處理了。

想想，大陸那麼多的癌症村，是個人，憑常識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但相關專業機構，就是不認可與化工企業的關聯，非要沒有專業能力的村民自證有關。有時候我想，真應該把那些企業主和官員，放在村裡生活上十年，讓他們自己自證一下有沒有關聯。

但這中個夢想。我曾經寫過一篇有關閩南環境污染的文章，講的是，官員和有錢人，將工廠和外地農民工、當地沒錢的村民留在當地，飽受環境污染之苦，他們自己，早已安家別處去了。

據說，這兩年，有些人甚至安家到萬惡的資本主義國家去了。

阿郎壹古道的提問笑話

春節前夕，台灣的朋友傳來好消息：阿郎壹古道成為台灣的自然保留區（類似於大陸的自然保護區？）。作為十年抗爭的結果，這個案例，非常有助於理解台灣人對於鄉土的感情。

但是顯然，這個議題，在大陸記者看來，同樣不值得重視。

大概背景是這樣的。台灣要建成環台灣的高速公路，目前僅剩最後12公里，即位於南台灣的阿郎壹古道沒有開通。這段道路不開通，環台公路就是條斷頭路。

台灣的環保其實已從純自然的保護延伸到文化的保護上了。所以，最後剩下的這段古道，環保團體和文化團體一齊進入，力倡保留。因這段面對太平洋的古道，經過少數民族部落，有非常豐厚的歷史文化和自然景觀，一旦高速公路建成，這一切將不復存在。

對於以高鐵速度飛馳的大陸人來說，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如果以戰略意義來估量，估計誰也提不出意見來。

在我們去阿郎壹古道行走時，恰在路上相逢一名海巡署的官兵。士兵非常有禮貌地讓到路邊，讓我們先行。更奇怪的是，他還主動問好。

我敢確定並非出於對外地人的禮貌。因時值週末，很多台灣的家長，帶著子女，徒步這條古道。因台灣火熱，小孩戴的帽子，還真是60年前日本兵那種耳朵下墜的帽子，看來有些滑稽。

扯遠了，因人很多，士兵無法分別誰是台灣人，誰又不是。禮貌，應該不是區別的有意識的行為。

對於這段古道的去留，有幾種相反的力量的意見。交通部，自然是主張修通環台公路的；縣政府，因為縣議員和一些文化、環保團體的反對，反對修建；鄉公所的鄉長，則因部落居民主張修通公路以發展當地經濟，因此主張修建。

那天晚上，我們請了鄉公所一位公務員，請他就此議題與我們對話，結果就發生了有趣的場景。

一名來自北京的記者問：“你們的鄉長竟然可以不聽縣長的？”言語之間透著明顯的不相信。

那官員解釋：鄉長要聽當地民眾的，他是選出來的，向民眾負責，不向縣長負責。

有人追問：“那縣長也敢不聽交通部長的？”

我倒是可以替他們作答了：總統的也未必聽。這是地方權限範圍內的事件，縣長也只聽命於縣裡的民眾，而非總統。在一個民主社會裡，各級政務官並非上下級隸屬關係，而是各自範圍內的獨立主事的官員。

我們問這位公務員個人對此事的看法，他表示沒有授權，無法答覆。

對於台灣公務員嚴格依法執事說話，可見一斑。

我問，台灣官員選上後能發財嗎？答曰只會虧錢。因為競選要花錢、選上之後一切都是透明的沒法貪汙。

當然，也許貪污是人性，制度只能堵塞漏洞，但並無可能窮盡所有的漏洞，也不能保證人性從善。所以，陳水扁也會貪腐，正如宋美齡當年所說，不貪污是因為有人還沒有尚到權力的滋味。

這是2011年8月份的事。等到龍年春節前，這樁公案終於有了結果：保留這段古道。正如臺北大學副教授廖本全所說，阿塱壹古道能不能保留，正在試探台灣社會的人心可以沉淪到什麼地步，只知道釋放眼前利益的政府是不智的。

在回大陸的那天，飛機上有自由時報和中國時報，頭版均是陳水扁的兒子陳被判刑的新聞，但有另一條新聞，我最關心：原本位於彰化縣大城鄉與芳苑鄉的濁水溪北岸河口濕地的國光石化開發，因當地民眾反對，馬英九最後拍板不予通過。而後，這個項目被福建省官員邀請，決定遷址彰州古雷半島。

雖然台灣的環保團體此前不斷在說，一些無良的台企將污染項目遷到大陸，毒害大陸人民，但在這天讀到這樣的新聞，還是令人心情極其不快。

三俗團

兩岸分治60多年，加上大陸對傳統文化的革命性改造，雖是同文同種，但用法已有相當差別。比如“檢討”一詞，在台灣的各類會議上很常見，意指回顧、探討，而在大陸，卻是犯了錯誤時認錯的意思。

但因為那種大家都明白卻不好說的原因，台灣人對大陸人的理解，似乎與我們自己對自己的理解不太一樣。雖然接待方也到過杭州等地參訪，但理解上的困難，似乎并未因此而完全消失。

我感覺，在雙方接觸中，台湾人民感觉比我们更拘谨。他们对于我们的理解，可能有些类似于台灣戒严时代的人民。一星期多接触下来，他们直言我们比其他大陆来的好玩。可是讲起笑话来，他们明显比我们短了一截，我们的真的是大俗，他们的就不够好玩。

因為大陸過去的這批人，之前也都不熟悉。加上有男有女，也沒在一起好好喝過一場酒，更無娛樂活動安排，所以大陸記者之間也相對不是很放得開。直到某天某個笑話，才讓大家放開了心情，一展大陸人民的大俗文化。

嗯，當然是大陸的反三俗運動啦。我們自己真正檢討了一番自己在三俗方面存在的問題，請其他成員想到監督，時刻提醒三俗的復發。

台灣的朋友就很奇怪，什麼是三俗。結果是，我們也沒幾個人把三俗全報上來。只好互相補充了一下什麼是三俗。

一番解釋，有些台灣的朋友就很感興趣。這種興趣放大了三俗者的德性，乾脆更加放肆，於是一路笑聲不斷。光明日報的一個記者，就被封為“三俗團”團長，而我，被封為“三俗報”總編輯。我們作為文化界人士，成功地向台灣人民進行了文化宣傳，將反三俗運動成功地推向了台灣，引起了台灣人民的熱烈反響。

我是覺得，兩岸人民之間，看似容易交流，但由於重重機關，有些人帶著心事，反而更加不易交心。這種隔膜，讓人有時很難過。

姿慧

對岸的同行中有一名叫姿慧的。有天突然對我說，你是不是甘肅人啊，鄉音好親切啊。

話說，我在南方已經工作十多年，在杭州也有六七年，一般來說，一下子聽得出口音的人並不多。但在台灣，一個當地姑娘聽出我口音來，實在難得。

卻原來她已過世的父親，是甘肅隴南人。十幾歲時參加國軍，之後隨國府遷台，定居金門。只留下甘肅徽縣高梨溝這個地名，和一首當地的民歌“花兒”，令子女對其出生地莫衷一是。生前，她父親一提起老家就泣不成聲。為免於刺激老人，子女從不敢問父親老家之事。如今想尋找父親出生地，卻僅餘這一點線索。

我只當是個熱心人，再說我是甘肅人，這忙不幫，良心何安？一生做好事不多，只怕陰德太少，身後被惡吏折磨。面對這漂亮的姑娘，再不出手相助，就怕遭雷擊。

因是記者，聯繫起來相對容易。當地官方很是重視，隴南市主要領導批示，台辦主任親自調查。再加上當地民間一些朋友私下查訪，總算從邏輯上還原一些故事，大概摸出一條線索。但有些材料互相矛盾，實在無法確認。

姿慧真是個孝女。就我看來，如果是其父親想回故土一看，尚可理解。對於一個對大陸故鄉沒有任何認知的在台灣出生的姑娘來說，如是幾次三番地托人尋找父親的出生地，實在難得。

我太無能，雖然有各種假設，但終究是無法確認。只得以此回了姿慧，請她繼續提供線索。

但姿慧已然很是感謝，幾次三番，倒令我不好意思。因隴南三寒，加上土質疏鬆，雨水一來，道路泥濘無法入村，於是商定2012年5月份前後，天氣正好，可陪她去祖地走走。

為解姿慧鄉愁，當地官員拍了尋訪視頻，讓我轉交姿慧。可惜，郵箱無法傳遞如此之大的文件，而QQ和MSN又是太慢，至今未能完成這個任務。

　　中央委员们认为有必要向代表大会报告许许多多这类对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所伪造的案件。

　　无耻挑拨，恶意伪造、罪恶破坏革命法制的例证就是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和苏维埃国家著名活动家，1905年的党员埃赫同志的案件。（全场激动）

　　埃赫同志在1938年3月29日根据捏造的材料而遭逮捕，未经苏联最高检查官的批准，只是在逮捕后15个月才交检查官受理。

　　对埃赫案件的调查是在粗暴歪曲苏维埃法制。独断专行和伪造的情况下进行的。

　　埃赫是在严刑逼供之下，在事先拟好的审讯记录上签字、审讯记录诬告埃赫及许多著名的党和苏维埃干部有反苏维埃的活动。

　　1939年10月1日埃赫交给斯大林一份声明，坚决否认自己有罪过，要求调查他的案件。他在声明中写道：

　　「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蹲在我一直为之奋斗的政府的监狱中。」

　　埃赫在1939年10月27日给斯大林的第二份声明也保存着，声明依据事实坚决驳斥对他的诬告，他指出这些诽谤性的指控，一方面是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干的，因为他作为西部西伯利亚边区党委第一书记曾批准过逮捕他们的命令，他们阴谋报复他，另一方面这也是检查官伪造材料的结果。埃赫在声明中写道：

　　「今年10月25日向我宣布了我的案件调查工作已经结束，并允许我看有关的调查材料。如果这些材料中所说的罪行，那怕有百分之一是我犯的罪，那么我就不敢向您提出这份临终的申诉，但被指诉是我犯的罪行里，我一件也没有做过。我的心灵里卑鄙的影子从未有过。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对您说过半句假话，现在当我的两条腿已站在坟墓里时，我还是向您说实话。我的整个案子是阴谋、中伤和违犯革命法则的最起码原则的典型……在调查我的案子时，揭露我的那些交代不仅荒谬，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对联共（布）中央及人民委员会议的诬蔑，因为在这些交代里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议的一些正确决议被说成是根据我的建议通过的反革命组织的暗害活动，而这些决议不是采纳我的意见，甚至是在我没有参与的情况下通过的……

　　「现在我来谈我生命中最可耻的一页，也是我在党和您面前真正的罪过，就是我承认进行了反革命活动……事情是这样的：我没有经受住乌沙科夫和尼古拉也夫对我使用的严刑和虐待，特别是乌沙科夫，他乘我的脊椎骨骨折后还没有愈合之机，让我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逼着我诬告自己和别人。

　　「我的交代大部分是马沙科夫授意或口授的，其余的是我把我记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有关西伯利亚的材料抄了一遍，把其中提到的事实加到自己头上。如果发现由乌沙科夫的和我签字的故事有不妥善之处，他们就逼着我在另一方案上面签字。例如：对鲁希莫维奇就是这样做的，开始叫我把他写进『后备中心』，但后来什么都没有告诉我就把他勾掉了，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所谓1935年布哈林建立的『后备中心』并由他担任主席问题上。我开始时写上我是主席，但后来他们建议写上梅日拉马克，还有许多其它类似情况「我请求并恳求您委托人把我的案件全部调查清楚，这不是为了使您宽恕我，而是为了揭露这一卑鄙的阴谋，它象毒蛇一样把许多人缠住了，其中也有因为我的脆弱和有罪的诬告造成的后果。对您和党我始终没有叛变过。我知道，我是因为党和人民的敌人制造了反对我的卑鄙和丑恶的阴谋而将要牺牲。」

　　按理说，这样重要的声明应该在中央委员会上讨论，但并未这样做。声明书送给了贝利亚，对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同志的严刑仍继续着。

　　1940年2月2日埃赫被提交法庭。在法庭上埃赫不承认自己有罪，并作了如下声明：

　　「在所有我的所谓供词中，没有一个字是我自己写的，除去审讯记录下面我被迫的签字。口供是在检查员压力下招出的，他从逮捕我后就开始毒打我。之后我就开始写各种胡说八道的东西……对我最重要的是向法庭、党和斯大林说，我没有罪。我从未参加任何阴谋活动。我带着对党政策正确性的信任死去，正如我一生信任它一样。」

　　2月4日埃赫被枪决了。（全场激动）现已无可争辩地查明，埃赫案件纯属伪造，他已得到昭雪。在法庭上全部推翻被迫作出的口供的，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卢祖塔克，他是1905年的党员，沙皇时代蹲过10年劳工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判会议记录记载了卢祖塔克下列声明：「他对法庭唯一请求是，告诉联共（布）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一个没有被割除的脓疮，它假造一些案件，逼着无辜的人们承认自己有罪。他认为对被指控的事实没有进行审查，没有给被告以任何机会来证明自己和那些别人供出的罪行并无任何关系。侦查的方法逼得被告胡编罪行和诬告完全无罪的人们，被告对自己的问题更不用说了。他请求法庭给他机会把这一切写给联共（布）中央。他向法庭保证，他本人从来没有反对我党政策的坏思想，因为他从来完全同意党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全部政策。」

　　卢祖塔克的这一声明并没有受到注意，尽管卢祖塔克是当时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而根据列宁的想法，这个委员会是为了党的团结而建立的。这个具有高度权威的党的机构的主席就成了粗暴专横的牺牲品。他甚至没有被召到中央政治局来，斯大林不愿和他谈话。他在二十分钟之内就判了罪，然后就被枪毙了。（群情激动）1955年进行了仔细调查，确定卢祖塔克被控事件是捏造的，根据造谣中伤的材料把他判了罪，卢祖塔克已被昭雪。

　　从罗布森鲁姆（1906年党员，1937年被内务人民委员会列宁格勒局逮捕）的口供中可以看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如何用挑拨方法制造出各种「反苏中心」和「集团」。

　　1955年检查内务人民委员会前审判员科马罗夫案件时，罗布森鲁姆谈到下列事实：1937年被捕时，他遭到严刑拷打，在拷打中向他索取关于他自己和其他一些人的假口供。后来把他带到扎科夫斯基的办公室，后者表示只要他在法庭中就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会所捏造的「关于列宁格勒暗害、间谍、破坏、恐怖中心事件」做假口供，就可以释放他。（全场激动）扎科夫斯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厚颜无耻的态度说穿了故意制造的「反苏阴谋」的卑鄙「把戏」。

　　罗布森鲁姆说：「扎科夫斯基首先在我面前展现了建立个这中心及其分部设想的几种方案……在向我介绍了这些方案以后，扎科夫斯基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正在筹备有关这个中心的案件，而且审讯将是公开的。将来受审判的是中心的头目，共四五人：丘多夫、乌加罗夫、斯莫罗金、波捷恩、沙波什尼科娃（丘多夫的妻子）等人，每个分部审判2、3人……关于列宁格勒中心的案件应该搞得象个样子，这里证人起决定作用。同样重要的是证人的社会地位（当然，是过去的地位）和党龄。扎科夫斯基说：什么都用不着你自己去编，内务部会为你准备好底稿，每个分部分开交代，你的任务是把底稿背下来，记住在法庭中可能提出的所有问题。这一案件可能要准备3、4个月，也可能半年，在这期间你就好好准备，不要使审讯人员和自己下不了台。审讯的过程和结果将决定你今后的命运。害怕了或说错了，只能怪自己。经受住了，你的脑袋可以保下来，将来公家管你的吃穿，一直到死。」（全场骚动）

　　在州里面，伪造口供的事件就更盛行了。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制造卑鄙事件的。内务人民委员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分局「破获」了所谓「乌拉尔起义总部」，是一个由右翼分子、托派、社会革命党、教会人士组成的集团，据说由党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员会书记和联共（布）中央委员卡巴科夫（1914年党员）领导。根据当时的各种口供材料来看，几乎在所有的边区、州和共和国里都有过所谓「右翼托洛茨基派、间谍、恐怖、破坏、暗杀组织和中心」，而这些「组织」和「中心」不知道为什么都是由各州委、边区委或共和国中央的第一书记来领导。（全场骚动）

　　由于这种骇人听闻的伪造「案件」，其结果使人们相信了各种诽谤的「供词」，加上大肆强迫交代自己和揭发别人，致使数千名正直的、清白的共产党员就此牺牲。对党和国家的卓越活动家——柯秀尔、邱巴尔、波斯蒂舍夫、萨列夫及其他人也以同样方式捏造了种种「案件」。

　　在这些年代里，大规模进行了没有根据的镇压，使党的干部遭受了重大损失。最恶劣的做法是要内务人民委员会在拟定提交军事法庭审判名单时，事先就定了这些人的刑罚。名单由叶若夫交给斯大林本人审批预定的惩处办法。1937年到1938年共有383份名单交给斯大林，涉及数千名党的、苏维埃的、共青团的、军事的和经济的工作人员，并得到了他的批准。

　　大部分这些案件现都在重新审理，其中大量是捏造和毫无根据的案件，因而宣告无效。仅举一例足以说明，即自1954年到现在，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已经恢复了7679人的名誉，其中很多人是昭雪的。

　　大量逮捕党的、苏维埃的、经济的、军事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国家，给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招致了重大的损失。大规模镇压消极地影响了党的政治和精神状态，产生了不确定感，使病态的怀疑得以蔓延，在共产党员中散布了互不信任的气氛。各色诽谤家和野心家都积极活动起来了。

　　1938年联共（布）中央一月全会的决议使党的组织有了一定的复原。但广泛的镇压在1938年仍继续着。

　　仅仅因为我党具有伟大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力量，它才能经受住1937年到1938年种种困难事件，培养了新干部。但毫无疑问，如果不是由于1937年到1938年大规模的没有根据的和不公正的镇压，使干部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和国防上的准备就会实现得更加顺利一些。

　　我们控诉叶若夫毒化了1937年，我们的控诉是正确的。但是应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难道叶若夫不通过斯大林就能逮捕如柯秀尔吗？关于这个问题是否交换过意见？是否有政治局的决定？不，没有过，正如其他案件一样没有过的。难道叶若夫能够决定诸如著名党的活动家的命运这样重要的问题吗？不能，如果以为这只是叶若夫一手造成的，那就太天真了。很明显，这些案件是斯大林决定的，没有他的指示，没有他的批准，叶若夫是不能够做的。

　　现在我们弄清了这些案件，恢复了阿秀尔、卢祖塔克、波斯蒂舍夫、柯萨列夫和其他人的名誉。有什么理由来逮捕他们和判决他们呢？经过对材料的研究，证明没有任何理由。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未经检察官的批准就遭到了逮捕。在那种情况下，根本不需要任何批准：在斯大林决定一切的时候，还要什么批准？在这些案件中他是总检察官。斯大林不仅给予了许可，而且根据自己的倡议发出逮捕的指示。关于这些都是应该说出来的，以便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都明确了解，使你们能作正确的估计并得出相应的结论。

　　事实证明：许多滥用职权的事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做的，根本不顾党的准则和苏维埃法制。斯大林是个非常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态的疑心，我们和他一起工作，都知道这一点。他会看着一个人说：「你的眼睛今天为什么躲躲闪闪的？」或者说：「你今天为什么扭转头去，不敢正眼看我？」病态的疑心使他不加区别地对人不信任，其中也有他认识多年的党的杰出的活动家。他到处都看到「敌人」、「两面派」、「间谍」。由于拥有无限的权力，他严酷专横，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压制了人。过去形成了这种情况，使人们没有可能来表达自己的意志。

　　当斯大林说某人应该逮捕，就应该相信他已是「人民敌人」，在国家保安机关中为非作歹的贝利亚匪帮就会用尽一切办法来证明被逮捕者的罪行和他们所捏造的材料的正确性。拿出的证据是什么呢？被逮捕者的招供。审判员就相信这些「招供」，并以此为据。怎么使一个没有犯罪的人招供自己有罪？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采用严刑逼供的办法，严刑拷打，使他失去知觉，失去理智，失去人的尊严。如此这般，「供词」即到手了。

　　1939年当大规模的镇压浪潮开始缓和下来时，当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开始责备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对被逮捕者实行逼供的时候，斯大林在1939年1月10日向州委、边区委、共和国中央、内务人民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会各局局长发出了一份密电，内容如下：

　　「联共（布）中央说明，内务人民委员部使用体罚是从1937年起经联共（布）中央允许的。大家知道，所有资产阶级的侦查机构都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代表使用体罚，而且其方式无奇不有。试问，为什么社会主义侦查机构对资产阶级的顽固特务，对工人阶级和集体农庄的凶恶敌人应该更人道一些呢？联共（布）中央认为，体罚方式今后还必须使用，是对那些显然是人民敌人的而又不肯缴械投降的人作为例外情况而使用的。这是完全正确的和适宜的方式。」

　　因此，最最粗暴的破坏苏维埃法制，对一些无辜的人实行严刑拷打，逼迫他们交代自己和揭发别人的事，是由斯大林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批准的。

　　不久前，就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几天，我们党中央主席团开会时，把当时审讯柯秀尔、邱巴尔和柯萨列夫的审讯员罗多斯叫来审问。这是一个无用的鼠目寸光的人，一个道德堕落的败类。就是这个人，他决定了党的活动家的命运，并且也决定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因为他证明他们有罪的，也同时提供了作出重大政治结论的材材。

　　请问，难道这样一个人的智力就能领导审讯工作，去证明象柯秀尔这样的人物有罪吗？不能，他如果没有相应的指示，能做的事不多。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他对我们说：「人家告诉我，说柯秀尔和邱巴尔是人民的敌人，因此，我作为一个审讯人员，就应该逼他们招供自己是敌人。」（群情激动）

　　他只能通过长期的拷打才能做到这一点，在接到贝利亚具体指示后，他就这么干了。应该说明，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罗多斯无耻地说：「我认为我执行了党的命令。」斯大林关于对被捕者采用逼供办法的指示，就是这样实践贯彻的。

　　这些和许多类似的情况说明，党正确地决定问题的一切准则都被破坏了，一切都服从了一个人的专横。

　　斯大林集大权于一身，这在伟大卫国战争中造成了严重后果。

　　假使拿我们的许多长篇小说、电影、历史、「学术研究论文」来看，把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写得荒唐透顶。斯大林能预见一切，根据斯大林早已制定的战略计划苏军实行了「积极防御」的战术，即大家所熟悉的，先把德国人让到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战术。苏军实行了这种战术，而且仅仅由于斯大林的天才，这才转入进攻，消灭了敌人。苏联武装力量，我们英勇的人民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就在这类小说、电影和「学术研究论文」中被彻头彻尾形容为斯大林军事领导的天才。

　　我们应该仔细弄清楚这个问题，因为这不仅对历史，而且在政治上、教育上和实际上都有巨大意义。

　　这个问题的实际情况如何？

　　战前，我们的报纸和全部政治教育工作就大吹其牛，说什么如果敌人侵犯神圣的苏联领土，就给敌人以三重的打击，我们要在敌人的领土上进行战争，并且要以较少的牺牲取得胜利。但这些极其自信的宣言并无具体事实根据确保我们的边界不受侵犯。

　　在战时和战后期间，斯大林曾提出这样的论点：我们人民在战争初期所经历的那种悲剧，是由于德国人对苏联「突然」袭击的结果。可是，同志们，这完全不符事实。希特勒在德国刚一登台，就提出了要消灭共产主义这一任务。法西斯匪徒是公开这样说的，不曾掩盖他们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一侵略目标就签定了各种协定，建立了各种集团，诸如臭名远扬的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在战前，无数事实明显地说明，希特勒竭尽全力要发动一场反苏战争，他集中了大量的兵力，其中有坦克部队，而且集结在苏联边界。

　　从现在已发表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还在1941年4月3日，丘吉尔就通过驻苏大使克里浦斯当面提醒过斯大林，说德军开始重新布署，准备进攻苏联。很明显，丘吉尔这样做不是因为他对苏联人民有友好的感情。他这样做是有他帝国主义的目的，那就是让德苏两国投入一场血战，从而加强大英帝国的地位。同样，丘吉尔在他的文集中证实，他要「斯大林注意到威胁的危险性」。丘吉尔在4月18日以及以后几次电报中都反复强调了这一点。但这些警告均被斯大林当作耳边风。相反的，斯大林指示说不要相信这类情报，以免挑起事端。

　　应当指出，从我们军方和外交渠道我们也得到了德军入侵苏联领土的威胁这类情报，但由于领导上的这种成见，在送呈这些情报时，人们都胆战心惊，在佑计其可靠性时，便大留余地。

　　例如，1941年5月6日我们驻柏林的武官沃龙佐夫从柏林报告说：「苏联公民包泽尔……报告海军副武官说，从希特勒总部的一个军官口中知道，德国准备5月14日经过芬兰、波罗的海、拉脱维亚入侵苏联。同时还准备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在国境线还要空投伞兵部队……」。

　　1941年5月22日，我驻德副武官赫洛波夫报告说：「德国军队向我国进攻拟定为6月15日，但也可能在6月初开始……」

　　1941年6月8日，我驻伦敦大使馆报告说：「就目前局势而言，克里浦斯深信德苏军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的发生不会迟于6月中旬。克里浦斯说，目前德国集结在苏联边境的部队（包括空军和辅助部队）共有147个师……」。

　　尽管已有这些非常严重的警告，但并没有采取必要的步骤，准备好保卫国土，防止突然袭击。

　　我们是否有时间和能力来作这样的准备呢？有的。既有时间，又有能力。我们工业已完全有可能保证苏军一切必需品。事实证明，战争开始以后，敌人虽然占领了乌克兰、北高加索和我国西部其他地区，我们几乎丧失了整个工业的一半，失去了重要的工业区和产粮区，但苏联人民仍然能够在东部组织一切军用品，把从西部搬来的装备安装起来，为我们武装部队提供消灭敌人的一切必需品。

　　假如我们的工业能及时地被动员起来，保证军队获得必需的物资，我们在战时的损失会少得多。从战争开始的头几天，可看出我军装备很差，没有足够的大炮、坦克和飞机来回击敌人。

　　苏联的科学和技术在战前已提供了极好型号的坦克和大炮。但未曾组织好大量生产，而我们改装军队只是在战争前才开始的。因此，当敌人入侵苏联国土时，我们既没有足够的制造武器的旧机器，因为军工生产已不再使用这类机器，也没有新式武器，因为军工生产刚计划引进这类机器。高射炮的情况也很糟。反坦克武器的生产尚未组织好。许多防区在战争开始时没有防卫能力，因为旧武器已要回去，而新武器还未发下来。

　　但事情还不止于坦克、大炮和飞机。战争开始时，我们甚至还没有足够的步枪去武装被召入伍的人们。我记得，在那几天里，我从基辅打电话给马林科夫说：“人们都志愿入伍了，要求发武器。请给我们送些军火来吧。”马林科夫回答道：“我们不能送武器来，步枪全要送给列宁格勒，你们自己设法武装起来吧。”（全场骚动）

　　武器状况就是这样。

　　在此同时，也不能不提起这样一件事：在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之前不多久，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科尔波诺斯（后来牺牲在前线）曾写信给斯大林，说德军已到了布格河，正准备进攻，看来，最近就要进攻了。由于这个情况，科尔波诺斯建议组织一条可靠的防线，从边境地区迁走30万居民，并在那里组织起几个强大的据点，挖好反坦克壕，筑起隐蔽部等等。

　　莫斯科对这些建议的回答是，这是挑衅行为，边境地区不用任何准备措施，不要给德国人以借口，免得发动针对我国的军事行动。因此，我们的边境未曾做过足以回击敌人的准备工作。

　　当法西斯部队已经侵入苏联领土并开始了作战行动时，从莫斯科来的命令是一枪不还击。为什么呢？因为斯大林认为战争尚未开始，边境地区是德军个别不守纪律部队的挑衅，如果我们回击，那就会成为德国发动战争的借口。

　　我们知道还有这样的事。在希特勒军队侵犯苏联领土前夕，有一个德国人逃奔到我国境线上来，说德国部队接到命令将在6月22日夜晚3时发动对苏联的进攻。当时立即把这事报告了斯大林，但是，这一信号仍然没有引起注意。

　　你们看，忽视了一切，既忽视了个别军事首长的警告，也忽视了逃兵的报告，甚至忽视了敌军的明显行动。在这历史上千钧一发的时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警惕性难道就是这样吗？这种漠不关心，这种忽视明显事实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在最初数小时，在最初几天里，敌人在我国边境地区摧毁了我们大量的空军、炮兵和其他军事设施，消灭了我们大量干部，瓦解了部队的指挥，接着，我们已无法阻挡敌军深入我国：同时，1937年到1941年间，由于斯大林根据捏造的控诉而发生怀疑的结果，清洗了大量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这也产生了严重后果，特别是在战争初期。在这几年之中，一部分指挥员从连、营直到高一级军事机关都遭到了镇压，那些在西班牙和远东有过作战经验的领导干部在这段时期内几乎全被消灭。

　　大规模镇压军事干部的政策还破坏了部队纪律，因为在这几年之间党和青年团支部的各级指挥员，甚至士兵，都已习惯于“揭发”上级指挥员为暗藏的敌人。（全场骚动）这在战争初期对部队纪律当然有很坏的影响。

　　大家知道，在战争爆发前，我们有卓越的军事干部，他们无限忠于党和祖国。只要说说这一情况就够了，那些虽然在监狱里受尽折磨，但挣扎着活下来的人，从战争最初几天起就证明自己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英勇地为祖国荣誉而战。我指的是像罗科索夫斯基（他坐过牢），戈尔巴托夫，梅里茨柯夫（他参加这次代表大会），波德拉斯（他是个很好的军官，已牺牲在前线）和许许多多其他同志。但有很多这样的指挥员却在集中营或在监狱中死去了，军队再没有和他们见过面。

　　这一切都发生在战争初期的局面中，这对我们祖国是个巨大的威胁。

　　我们不要忘记，在前线遭到沉重的挫折和失败之后，斯大林曾经认为，一切都完结了。在这些日子的一次谈话中，他说，“列宁所缔造的一切，我们已经永远丧失了。”

　　在这之后，斯大林实际上长时间没有领导作战，并停止做任何工作。只在一些政治局委员跑到他面前并和他说：必需立即采取某些措施来改善前线状况，他才重新领导起来。

　　因此，在战争初期，祖国之所以危在旦夕，很大程度上是由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的错误方法造成的。

　　但问题还不仅在于战争的开始时刻，当时严重地瓦解了我们的军队并使我们遭到了沉重的损失，就是在战争开始之后，斯大林在干预战事过程中所表现的那种神经质和歇斯底里，也使我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斯大林根本不了解前线的真实情况，这是自然的，因为在整个卫国战争时期，他没有到过一个战线的区段，也没有到过一个解放了的城市，除了在前线局势稳定时刻曾经坐车到莫扎伊斯基公路（在莫斯科）短短地兜了一回。而对这次出行却写了不知多少异想天开的文学作品。然而，斯大林仍直接干预作战过程，发布命令，这些命令根本不考虑战线该段的实际情况而不能不造成人员的巨大损失。

　　我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事实证明斯大林如何领导前线。巴格拉米扬元帅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他当时是西南战线的指挥员，可以证实我现在向你们讲的话。

　　1942年，哈尔科夫地区我军遭到了极端严重的局面，我们当时通过了停止包围哈尔科夫的正确决定，因为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继续进行这一战斗，将会对我军造成严重的后果。

　　我们向斯大林报告此事，说情况要求我们改变行动计划，以免敌人消灭我们集中在一起的大部队。斯大林一反常识，拒绝了我们的建议。他命令我们继续进行包围哈尔科夫的战役，而当时我们许多兵团已面临包围受歼的现实威胁。

　　我打电话给华西列夫斯基，对他说，“请拿起地图，阿列克赛·米哈依罗维奇，”华西列夫斯基现坐在这里，“请给斯大林同志看看情况是多么的复杂。”要知道斯大林是按地球仪计划战役的。（全场活跃）是的，同志们，他的确常常拿着地球仪，在上面寻找战线的。我当时对华西列夫斯基同志说：“拿地图给斯大林同志看，在目前情况下，已不能继续原来的战役。为了事业的利益，应修改原来的决定。”华西列夫斯基对我说，斯大林早已研究过这个问题，并且他华西列夫斯基不能再向斯大林谈这件事，因为斯大林不愿再听取关于这一战役的任何意见。

　　在和华西列夫斯基谈话后，我打电话到斯大林别墅，但斯大林不接电话，由马林科夫来接。我对马林科夫同志说，我从前线打电话，想亲自同斯大林谈话。斯大林通过马林科夫告诉我，我应该跟马林科夫谈。我再次表示想亲自向斯大林报告前线的严重情况，但斯大林认为没有必要听电话，再次要我通过马林科夫同他谈。

　　用这种方式“听取”了我的请示后，斯大林说：“一切照原来的办”。

　　结果呢？结果发生了我们估计的最坏情况，德国人包围了我们的部队，使我们损失数十万士兵。这就是斯大林的“军事天才”，这就是我们的代价！（全场骚动）

　　战后某一天，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见面时，米高扬说起赫鲁晓夫当时关于哈尔科夫战役的电话是对的；当时不应该不支持他。

　　你们不知道当时斯大林怎样地火冒三丈！他怎么能够承认他，斯大林，当时竟是错误的！他不是“天才”吗？天才不可能是错误的。任何人都会犯错误，但斯大林认为他从来不会犯错误，永远是对的。他从来也没有对谁承认过自己大的或小的错误，尽管事实是，他在理论问题上和实际活动中已犯了不少错误。代表大会后，我们应该对许多战役的评价重新审查，应对它们作出正确的解释。

　　在我们阻止敌人、转入进攻之前，斯大林所坚持的战术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价，因为他根本不了解作战的实质。

　　军人们知道，早在1941年底，斯大林为了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争夺，要求以连续的正面进攻来代替从侧翼迂回、深入敌后的大规模运动战。我们便因此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直到我们这些肩负指挥整个战争重担的将军们扭转了局势，开始了灵活、机动的战术，才使战线上的局势立刻发生有利于我们的重大变化。

　　最可鄙的是，在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打败了敌人，取得伟大胜利后，斯大林即开始攻击许多在战争中作出贡献的将领，因为斯大林不愿意将前线上的功绩除了他自己以外，归功于任何一个人。斯大林对于朱可夫同志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评价很感兴趣。他不止一次问过我对朱可夫的看法，我对他说，“我很早就知道朱可夫，他是个很好的将军，很好的司令员”。

　　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就开始散布各种各样关于朱可夫的谣传，例如他对我说，“你总是称赞朱可夫，可他不值得如此赞扬。有人说朱可夫在战役开始前，总是抓一把土闻一闻，然后说‘可以开始进攻’，或者相反地说‘不能按计划进行’。”那时，我回答道：“斯大林同志，我不知道谁这样说，这不是事实”。

　　看来，这是斯大林自己这样说的，以便降低朱可夫元帅的军事才能和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自己非常用心地来渲染自己是个伟大的将领，千方百计地向人们灌输这样的说法，即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获得的一切胜利与他人无关，都应归功于斯大林的勇敢、果断和天才。就象库斯玛·克留契可夫（著名的哥萨克士兵，在反抗德国人时，立下英雄业绩——英译者注）一枪挑死七个人一样。（全场活跃）

　　请大家回忆一下《攻克柏林》，影片上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在活动，他在放着空椅的大厅里发布命令，只有一个人走近他，向他低声报告些什么，这个人就是波斯克列贝舍夫，斯大林忠贞不渝的侍从。（笑声）

　　而军事领导者在哪里？政治局在哪里？政府又在哪里？他们在做些什么，关心些什么呢？这在影片中看不到。斯大林包揽一切，不和任何人商量，也不需要听别人的意见。一切的一切就是用这种歪曲的形式放映给人民看的。为了什么？为了颂扬斯大林，而这一切是违反事实，违反历史事实的。

　　试问，肩负整个战争重担的军人在哪里？在影片中看不到他们，除斯大林外，没有他们的位置。

　　不是斯大林，而是我们整个的党，苏联政府，我们英勇的军队，它的干练的将军和勇敢的士兵，全体苏联人民，他们才是保证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党中央委员、部长、经济人员、苏联文化工作者、地方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人、工程师和技师，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保证战胜敌人，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和知识。

　　我们的后方，表现了无上的英雄主义，光荣的工人阶级、集体农民、苏联知识界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他们克服了战争时期的艰难困苦，将自己的一切力量贡献给保卫祖国的事业。

　　我们的苏联妇女，在战争中也立下了极伟大的功绩，她们挑起了在工厂、农庄、经济文化各部门生产工作的重担。我们的英勇的青年也立下了功绩，他们在前线和后方的各个岗位上，为保卫苏维埃祖国，粉碎敌人作出了贡献。

　　我们的苏联军人，各级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的功勋是不朽的。他们在战争初期失去了相当一部分队伍，但并未因此惊慌失措，他们在战争中进行整编，在战争中建立和锻炼出一支能击退强大而狡猾的敌人的进攻并能粉碎它的队伍。

　　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拯救了东西方亿万人民免受法西斯奴役威胁的这一极伟大的功绩，将永远活在世世代代人类心中。（热烈的掌声）

　　胜利地结束战争的主要作用和功勋归于我们的共产党，苏联的武装力量和千百万为党所培养的苏联人民。（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同志们！现在谈谈其它一些事实。苏联有权利被认为是多民族国家的范例，因为居住在我们伟大祖国的一切民族的友谊和权利，在事实上已得到了保证。斯大林所做的粗暴破坏苏维埃国家民族政策和列宁主义原则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这就是把整个民族包括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从生长的地方大规模迁走，而这种迁移绝不是从军事方面考虑而决定的。

　　还在1943年底，即伟大的卫国战争前线上已经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决定性转折的时候，通过并实行了将所有卡腊查耶夫人从占有的土地上迁出的决定。在同一时期，1943年12月底，卡尔梅茨自治共和国的全体居民遭到了同样的命运。1944年3月，切禅和印古什人从自己居住的地方全部迁出，切禅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则被取消了。1944年4月，从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境内将所有巴尔卡尔人迁到遥远的地方，共和国则改名为卡巴尔达自治共和国。乌克兰人避免了这样的命运，因为他们人口太多，没有地方迁移，否则，他也会把他们迁到别处去。（笑声，全场活跃）

　　不要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任何思想健全的人也想象不出，可以把个别人或个别集团的敌对行动的责任，加在包括妇女、孩子、老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内的整个民族头上，使他们蒙受大规模的迫害和痛苦。

　　卫国战争结束后，苏联人民以自豪的心情庆祝用巨大牺牲和艰苦奋斗的代价所取得的胜利。国家的政治热情极为高涨，战争结束后，党更加团结了，战争烈火锻炼了党的干部。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在党内会有阴谋的可能。

　　恰恰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所谓“列宁格勒事件”。现已证实，这个事件是伪造的。无辜牺牲的，有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吉昂诺夫、波普科夫等同志。

　　众所周知，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是很有才干的著名领导人。他们一度很接近斯大林。只说明一点就足以证明。是斯大林提拔沃兹涅先斯基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库兹涅佐夫为中央书记的。斯大林还委托库兹涅佐夫监督国家保安机关，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他受到多么大的信任。

　　这些人被宣布为“人民敌人”并被消灭一事是怎样发生的呢？

　　事实说明，“列宁格勒事件”也是斯大林对党和干部实行专横的结果。

　　如果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情况还正常的话，这类性质的事件就会按照党内的规定来加以研究，查清一切事实，这事以及其他类似的事，就不会发生。

　　应该说，战后时期情况更加复杂了。斯大林更加任性、易怒、粗暴，尤其是他的猜疑心更加滋长了。迫害狂到了惊人的程度。在他的眼中，许多人都成了敌人。战后，斯大林更加脱离集体，完全是个人专断独行，不顾任何人和任何事。

　　可耻的挑拨者、卑鄙的敌人贝利亚巧妙地利用了斯大林的猜疑，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正直的苏联人。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的提升使贝利亚感到恐慌。现已查明，正是贝利亚把他和他的部下炮制的声明、匿名信、各种谣传材料送给斯大林的。

　　党中央委员会审查了所谓“列宁格勒事件”，无辜受难的人现在已恢复了名誉，恢复了光荣的列宁格勒党组织的荣誉。此事的伪造者阿巴库莫夫等人已交法庭，在列宁格勒审判和受到应得的惩罚。

　　会有人问，为什么现在才来搞清此案，而不在以前，不在斯大林生前使无辜的人免于牺牲呢？这是因为斯大林亲自处理“列宁格勒事件”，当时政治局大多数委员不了解案件情况，因而无法干预。

　　斯大林接到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送来的某些材料后，在没有研究这些假材料的情况下，就指示审查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的“案件”，这就注定了他们的命运。

　　关于据说在格鲁吉亚存在的民族主义组织的案件也是有教益的事。大家知道，对这个问题苏共中央在1951年11月和1952年3月通过了决议。这些决议未经政治局事前讨论，是斯大林亲自写的。这些决议包含了对许多正直的共产党员的诬告。根据这些伪造的材料断定在格鲁吉亚似乎存在着民族主义组织，目的是要依靠帝国主义国家的帮助，消灭该共和国的苏维埃政权。

　　据此逮捕了格鲁吉亚许多负责的党和苏维埃干部，以后经查明，这是对格鲁吉亚党组织的污蔑。我们知道，在格鲁吉亚和其它共和国内，曾有过当地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问题是，在通过上述决议期间，民族主义倾向是否已发展到格鲁吉亚脱离苏联并加入土耳其的危险程度？（全场活跃，笑声）这当然是胡说八道。很难想象人们脑子中会有这种念头。大家知道，在苏维埃政权年代，格鲁吉亚在经济和文化上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工业生产较革命前增加26倍，共和国内新建了革命前所没有的许多工业部门，如黑色冶金、石油工业、机器制造等。文盲早已消灭，而革命前格鲁吉亚的文盲占人口78％。把自己共和国的情况和土耳其劳动者的贫困状况作一对比之后，格鲁吉亚人会希望和土耳其合并吗？1955年，格鲁吉亚钢产量按人口计算，是土耳其的18倍，格鲁吉亚电力生产按人口计算九倍于土耳其。按1950年人口调查材料，土耳其居民有65％是文盲，而妇女则为80％。格鲁吉亚有19所高等学校，约39000名大学生，是土耳其的八倍以上。在苏维埃政权时期内，格鲁吉亚劳动者的生活大大提高了。显然，随着格鲁吉亚经济文化的发展，劳动者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所依赖的基础日益消失了。

　　事实是在格鲁吉亚并没有什么民族主义组织，成千上万无辜的苏联人，成了专横不法的牺牲品。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格鲁吉亚人对自己同乡喜欢称呼的“格鲁吉亚伟大的儿子”、“天才”的斯大林领导下做出来的。（全场骚动）

　　斯大林的专横不仅表现在国内问题上，而且也表现在苏联的对外关系上。

　　在七月全会上详细讨论了因南斯拉夫产生纠纷的原因。这方面斯大林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南斯拉夫事件”的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党内同志式的讨论，得到解决。产生这样的事件，是没有重大根据的，完全可以不同这个国家断绝外交关系。但并不是说，南斯拉夫的领导没有错误和缺点，这些错误和缺点被斯大林骇人听闻地予以夸大了，使得我们同友好的国家断绝了外交关系。

　　我想起当初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纠纷被人为地扩大的最初时候的情况。有一次，我从基辅来到莫斯科，斯大林请我到他那儿去，他把不久前写给铁托的信件抄本给我看并问，“你看过吗？”没有等我的回答就又说道，“只要我动一下小手指，铁托就不存在了，他就垮了。”

　　“动一下小手指”，对我们的代价是非常大的。这种说法表现了斯大林的自大狂，但他确是这样做的。动一下小手指，搞掉了柯秀尔，再动一下小手指，波斯蒂舍夫、邱巴尔没有了，再动一下小手指，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和许多人也消灭了。

　　但这对铁托不起作用。不管斯大林怎样动小手指，而且动了他所能动的一切，铁托并未垮掉。为什么？这是因为，在和南斯拉夫同志争论时，铁托身后有个国家，有经过为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人民，支持其领导者的人民。

　　这是斯大林自大狂造成的结果。他完全丧失了现实感，不仅对国内的个别人员，而且对所有其他党和国家也是这样的猜疑和傲慢。

　　现在，我们仔细研究了“南斯拉夫事件”，并找到了正确的解决办法，它受到苏联和南斯拉夫人民的支持，也受到人民民主国家所有劳动者和全世界进步人类的支持。消除同南斯拉夫的不正常关系，符合社会主义阵营和巩固世界和平的利益。应该提到医生暗杀者的案件。（全场骚动）实际上，什么“案件”也没有，只有女医生舒玛克的报告，她可能受到别人的影响或根据指示——她原来曾是国家保安机关的秘密工作人员——写报告给斯大林，信中说，医生似乎采取了错误的治疗方法。

　　斯大林只要接到这样一封信就够了，他马上下结论说，苏联有医生暗杀者，并下了指示，逮捕苏联医学界一大批有名的专家。他亲自指示如何调查，如何审问被捕者。他说，应给维诺格拉多院士加上镣铐，应拷问什么人。这里在座的代表中有前国家保安部长伊纳捷夫同志，斯大林曾直接对他说：“如果弄不到医生的招供，就要搬掉你的脑袋”。（群情激愤）斯大林亲自召见检察员，指示应使用的审讯方法，方法很简单，那就是拷打又拷打。

　　医生们被捕不久，我们政治局委员接到了附有医生自供记录的文件。斯大林散发文件后对我们说：“你们都是些象小猫一样的瞎子！没有我怎么办？国家就要亡了，因为你们不知道怎样识破敌人”。

　　事情弄到这样地步，没人能去核对作为审讯根据的事实，也没有可能接触提出供词的人来检验这些事实。

　　但是，我们觉得逮捕医生这件事有问题，因为有许多人是我们熟悉的，他们医治过我们的病。斯大林死后，我们研究了这一案件，发现从头到尾都是假的。

　　这个不光彩“事件”是由斯大林立的案，但他来不及做到底，医生们便得以幸免。现在，他们都恢复了名誉，在原岗位上工作，医治领导干部，也为政府工作人员看病。我们充分信任他们，他们都象从前一样，勤勤恳恳，忠于职守。

　　在罗织各种各样肮脏无耻的事件中，我们党的死敌、外国间谍代理人、取得斯大林信任的贝利亚起了极为卑鄙的作用。这个挑拨者怎样在党和国家中取得了这种地位，成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的呢？现已查明，这个恶棍是以数不清的尸体作为他爬上政府高位的阶梯的。

　　有没有人反映贝利亚是党的敌人呢？有的。早在1937年，在中央全会上，前卫生人民委员卡敏斯基曾说贝利亚在姆瓦特谍报机关工作过。中央全会还没有结束，卡敏斯基就被捕了，并被枪决了。斯大林有否核查过卡敏斯基的话？没有。因代表提供了关于贝利亚在迫害卡尔特拉什维里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贝利亚的罪恶动机的详细证词”。

　　我认为有必要把它当作与此案有关的一个重要事实并报中央，我认为把它放在审讯文件中是不恰当的。1931年10月30日，在联共（布）中央组组局会议上听取了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书记卡尔特拉什维里的报告。边区委员会的所有委员都出席这次会议，在这些区委中，只有我还活着。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在结束发言时，建议组成边区委员会书记处，由卡尔特拉什维里任第一书记，贝利亚为第二书记。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贝利亚的名字作为党的领导职位的候选人提出来。卡尔特拉什维里说，他对贝利亚了解很清楚，因此坚决拒绝和他一道工作。当时斯大林建议不作决定，以后通过工作程序来解决。两天之后，决定由贝利亚担任党的工作，将卡尔特拉什维里调离外高加索。

　　当时参加那次会议的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同志可以证明这一点。卡尔特拉什维里和贝利亚多年不和是人所共知的，其根源始于谢尔哥·奥尔忠尼启泽同志在外高加索工作的时候，当时，卡尔特拉什维里是谢尔哥最亲密的助手。与卡尔特拉什维里的不和，驱使贝利亚炮制反对卡尔特拉什维里的“案件”。足以说明问题的，是在这个“案件”中，卡尔特拉什维里被指控为对贝利亚施行恐怖手段。

　　在关于贝利亚案件的起诉书中，已详细说明了他的罪状。但还有一些事情值得一提，尤其是并非所有的代表都看过这个文件。我想提一下贝利亚对克德罗夫、戈路贝夫和戈路贝夫的继母巴特林娜的残酷迫害，他们曾试图将贝利亚的叛变活动报告中央。他们未经审判就被枪决了，审判书是在枪决之后才写成的。

　　这是老党员克德罗夫给中央委员会安德列也夫同志的信：

　　“从列沃尔托夫监狱阴暗的牢房里，我向您发出求救的呼声。当您听到我悲惨的呼声时，请不要置之不理，来保护我吧，请帮助我们除掉那些残酷不堪的审讯把，揭发错误吧。

　　“我无辜受迫害。请相信我，时间会证明我的。我不是沙皇暗探局的特务奸细，不是间谍，不是反苏组织的成员，这些指控都是根据诬陷材料提出来的。我对党对祖国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罪行。我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我没有玷污过这个称号，我在党内为人民的福利和幸福忠诚奋斗了已快40年。

　　“然而，今天侦查人员对我这62岁的老人，施用了更厉害、更残酷、更具有侮辱性的肉体上的折磨手段，来进行威胁。他们没有能力认识自己的错误，他们已没有能力承认自己对我的做法是非法的和不能容忍的。他们把我说成是最凶恶的、不肯放下武器投降的敌人，并且坚持加紧对我的迫害，用来为自己辩解。让党知道，我是无辜的，任何办法都不能使党的忠诚的儿子、至死忠于党的人变成敌人。

　　“但我没有别的出路。我无法避开日益迫近的、新的、沉重的打击。

　　“一切总会有个结束。我已疲惫到了极点。我的健康已被糟踏完了，精力已耗尽，最后时刻快来临了。脸上带着可耻的特务和祖国叛徒的金印死在苏维埃监狱中——对一个诚实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事呢！多么使人毛骨悚然！最大的悲哀和痛苦使我的心都快不能跳动了。不能就此结束！不能！我在呼救，不能这样死去，不应该这样死去。党和苏维埃政府都不能允许这样残酷的、无法纠正的不公正事情发生。

　　“我相信，当心平气和地、公正地、不用谩骂，没有险恶的用心，不加以可怕的侮辱去进行调查以后，那么，就很容易断定所有的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我深深地相信，真理和公正会取得胜利。我相信，我相信……”

　　军事法庭宣告老布尔什维克克德罗夫无罪。尽管如此，根据贝利亚的命令，他还是被枪毙了。（群情激动）

　　贝利亚对奥尔忠尼启泽同志的家属也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为什么？因为奥尔忠尼启泽阻止贝利亚实现阴谋计划。贝利亚要把一切可能妨碍他的人都排除掉。奥尔忠尼启泽一向反对贝利亚，并将这一点告诉了斯大林。但斯大林不采取适当步骤去调查这个问题，反而允许消灭奥尔忠尼启泽的兄弟。奥尔忠尼启泽本人则被逼到这一地步，不得不开枪自杀。（群情激动）贝利亚就是这么个人。

　　斯大林死后不久，中央委员会就揭发了贝利亚。经过特别仔细的法律程序，查明贝利亚犯有滔天罪行，他被枪决了。问题是摧残了数以万计的党和苏维埃干部的贝利亚，为什么没有在斯大林在世时被揭发呢？因为斯大林信任贝利亚，而这对于贝利亚已经是足够的了。只要斯大林信任，无论什么人都不敢说出相反意见的话，谁敢发表相反意见，就会遭到类似卡敏斯基的命运。他在以前没有被揭发，是因为他善于利用斯大林的弱点，煽动他的猜疑心，在各方面讨好斯大林，在他的支持下行事。

　　还有一些其他的反映。斯涅戈夫同志给党中央委员会的声明是有意思的，顺便说一下，他在集中营呆了17年，不久前才恢复名誉。他在声明中写道：“由于提出了恢复前中央委员拉夫连季·卡尔特拉什维里的名誉问题，我向国家安全部指出：

　　同志们！个人崇拜达到如此骇人听闻的程度，主要是因为斯大林本人千方百计地鼓励和支持对他个人崇拜。有无数事实可以为证。斯大林自我吹嘘和缺乏最起码的谦虚精神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l948年他的《传略》的出版。这是一部毫无节制阿谀奉承的书，把斯大林写成神，使他成了一个永不犯错误的圣人，历史上各民族的“最”

　　没有必要再在这里列举充塞读书令人作呕的马屁字眼了。我们只须强调一点，那就是这些句子都是斯大林亲手写在清样上的。

　　斯大林认为必须写在这本上的是些什么呢？他想帮他的《传略》编写者的阿谀热情降点温吗？不是的。他修改的，恰恰是他认为对他的功绩！赞美得不够的地方。

　　这里是斯大林亲手写的关于评述斯大林活动的一些例子：

　　“列宁逝世后，在同信心不强的人、妥协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派、布哈林派和加米涅夫派的斗争中，最后形成了党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捍卫了列宁的伟大旗帜，将党团结在列宁的遗训周围，并领导苏维埃人民走上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广阔道路。这一核心的领导人和党与国家的领导力量就是斯大林同志”。

　　这是斯大林亲手写的！他接着写道：“斯大林卓绝地执行着党和人民的领袖的往务，得到了全体苏维埃人民的充分支持，但他绝不允许在他的活动中有自命不凡和骄傲自满的影子。”

　　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有哪个领导人如此吹嘘自己的？这配称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领导人吗？不配。马克思、恩格斯恰恰最坚决反对这一点。弗·伊·列宁对此也一向尖锐地予以谴责的。

　　在这本书的清样上有这样一句话：“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斯大林看了，意犹未尽，亲手改动如下：“斯大林不愧为列宁事业的继承者，或正如我党所说，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你们看，说得多好。不过，这不是人民说的，而是斯大林自己说的。

　　可以举出斯大林亲手在该书清样上所作的许许多多此种自我吹嘘的话。他特别热心于赞扬自己的军事天才、赞扬他的战略才干。

　　让我们再举一个斯大林对斯大林军事天才所作的补充吧！

　　斯大林写道：“斯大林同志进一步发展了苏维埃的军事科学。斯大林制定了关于经常起作用的，决定战争命运的因素，关于积极防御和反攻与进攻的法则，关于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各兵种和战术技术协同动作，关于在现代战争中坦克集群和空军作用的原理。在战争的各个阶段里，斯大林的天才都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完全考虑到了情况的特点。”（全场骚动）

　　斯大林继续写道：“斯大林在防御和进政两方面都表现了他通晓军事的才能。斯大林同志的天才，使他凭直觉便预知敌军的计划并击退他们。斯大林同志领导苏军所进行的战并乃是作战艺术的卓越典范。”

　　斯大林就是这样被颂扬为战略家的。被谁颂扬？被斯大林自己。然而这时斯大林本人已不是作为一个战略家，而是扮演了作者兼编者，一部自我赞扬的自传的主要炮制者的角色了。

　　同志们，事实就是这样。应该直截了当地说，这是可耻的事实。

　　在期大林的“传略”中，还有另一个事实。

　　大家知道，《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由党中央的一个编辑委员会编写的。

　　顺便说一下，这也是一部充满个人崇拜的著作，由中央指定一批作家写成。但在斯大林“传略”的清样中，这一事实却被写成：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编辑委员会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并在他最积极地参与下，创作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但斯大林还不满于这种提法，于是在《斯大林传略》定稿时改成：“198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了，这本书是由斯大林同志执笔写成的，并且得到联共（布）中央编辑委员会的批准。”这还能再说什么呢？（全场活跃）

　　你们看，多么令人奇怪，一部集体创作竟然成了斯大林一个人所写的书籍。至于这个变化怎样和为什么会发生，就不必再说了。

　　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斯大林是本书的作者，他为什么要这样歌颂自己？为什么把我们光荣的共产党在十月革命后的这段历史，仅仅写成是“斯大林天才”的活动？

　　我们党在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方面的努力，以及党在沿着列宁所规划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前进时所执行的其他各项措施，在这部书里是否得到了应有的反映呢？那里谈的，主要是斯大林，是他的演说和报告，什么都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一点例外也没有。

　　斯大林本人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他自己写的，这至少令人感到惊奇。难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可以这样描写自己，可以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吗？

　　我们再以斯大林奖金为例。（全场骚动）就连沙皇也没有以他们的名字来设立这种奖金。

　　斯大林本人认为苏朕国歌的歌词是最好的，它只字不提共产党，但对斯大林却大肆歌颂：“斯大林培育了我门，鼓舞我们忠于人民，鼓舞我们劳动和建立功勋。”

　　在国歌的这几行字里，把伟大列宁党的全部教育、领导和鼓舞作用，都归功于斯大林一个人了。这显然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公然缩小和降低党的作用。应当告诉大家，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已决定草拟新的国歌，新国歌将表现出人民和党的作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难道在斯大林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许多大城市和企业能够以他的名字命名吗？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全国各地能够到处树立斯大林自念碑——这些“生前的纪念像”吗？斯大林1951年7月2日签署了苏联部长会议在伏尔加—顿河运河上建立斯大林巨型雕像的决议，9月4日签发了关于拨铜33吨用于建立该像的命令。这些都是事实。谁到过斯大林格勒，谁就会看见那耸立的巨大铜像，而且这个铜像是摆在人们少去的地方的。为了建造这座铜像，花了大量经费，可与此同时，这个地区的人们战后仍住在破房子里面。

　　请大家考虑一下，斯大林在自己“传略”中说他“在自己的活动中没有一点自大和骄傲”是否对？

　　同时，斯大林对于纪念列宁是不尊重的。还在三十年前就已经决定修建苏维埃宫用来纪念列宁，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建立起来，而且一拖再拖，以致把它忘在脑后。

　　应该回忆一下苏维埃政府1925年8月14日“关于设立列宁科学奖金”的决议，这个决议已经在报刊上发表，但直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列宁奖金，这种情况也应该纠正。（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由于采取了某些方法——我在上面已举了《斯大林传略》的例子，在一切事件中，甚至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列宁似乎只起了次要的作用。在很多电影和文学作品里，列宁的形象是表现得不正确的，是令人不能容忍地被歪曲了的。

　　斯大林很喜欢看《难忘的1919年》这部电影，影片实际上把他描写成站在铁甲车的踏板上，举起大刀砍杀敌人。请我们亲爱的朋友伏罗希洛夫鼓起勇气写出斯大林的真实情形。因为他是知道斯大林怎样打仗的。伏罗希洛夫同志做这件事，当然不容易，但他做的话，那是好的。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的人民和党都会赞成这件事，连我们的子孙也会感激。（长时间的掌声）

　　在阐明与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有关的事件时，总是把事情说成这样，处处是斯大林起主要作用，总是他提醒列宁应当怎样做，做什么。这是对列宁的诽谤。（长时间的掌声）假如我说在座的99％在1924年以前很少听说过斯大林，可我们都知道列宁，我这样说，大概没有犯违背事实真相的罪过吧。全党都知道列宁，我们全体人民，从天真的孩子到白发苍苍的老人都知道列宁。（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对于这一切都应该坚决予以修正，一定要把列宁的作用，党的作用，以及人民是创造性建设者的作用，在历史、文学和艺术中得到正确的反映。（掌声）同志们！个人崇拜助长了党的工作和经济活动中的有害方法，粗暴地破坏了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产生了命令主义，各种歪风，掩饰缺点和粉饰现实。我们这里曾经有过不少奉承拍马、擅长欺骗和虚报成绩的人。

　　不能不看到，由于许多党和苏维埃以及经济工作领导人遭到逮捕，我们许多干部开始对工作失去信心，顾虑重重，害怕新鲜事物，甚至连自己的影子都提防，在工作中逐渐消沉下去。就拿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决议来说吧，它们照套公式，往往不考虑具体情况。事情甚至发展到这种地步，党的干部即便在一些不大的会议上发言，都照本宣读。这种作法会使党和苏维埃的工作公式化，使机关官僚主义化。

　　斯大林不了解现实生活，不考虑地方的具体情况，这可以从他领导农业的例子中看得很清楚。

　　凡是对国内情况稍感兴趣的人，就会发现农业状况是很严重的，但斯大林却从未注意到这点。我们向斯大林说过没有呢？是的，我们说过。但他不支持我们。为什么？因为斯大林一直没有下去过，没有同工人和农民见过面，不了解下情。

　　斯大林只是从电影上知道国内情况和农业的，这些影片把农业状况大大美化了，集体农庄生活在很多电影里被描写成火鸡肥鹅满桌。斯大林显然认为，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列宁对待生活的态度完全不同，他任何时候都密切地联系群众，接见农民代表，经常到工厂去讲演，到农村同农民谈话。

　　斯大林一向同人民隔绝，他一直没有下去过，几十年都是如此。他在1928年1月去西伯利亚解决粮食采购问题，是他去农村的最后一次。可见，他怎么能了解地方上的情形呢？

　　当斯大林在一次会上听到我们的农业状况很严重，肉类及其他高产品的生产情况更糟，于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责成它起草“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兽牧业的措施”的决议草案。我们起草了决议草案。

　　当然，我们当时建议并没有包括一切可能性，但确实规定了提高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畜牧业产量的办法。当时建议提高这些产品的价格，使集体农庄庄员、农业机器站和国营农场的工人更加从物质利益出发来关心畜牧业的发展。但是，我们起草的决议案未被通过，在1953年2月终于完全被抛在一旁。

　　在研究这个决议案的时候，斯大林还建议把集体农庄和庄员们的税额再增加400亿卢布，因为在他看来，农民生活已很富裕，一个社员只消卖一只小鸡，就能缴清国家的税收。你们可以想象，这意味着什么。400亿卢布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农庄庄员把全部产品卖给政府，也换不来这笔钱。例如，1952年集体农庄和农庄在员缴纳和卖给政府的全部产品才值262亿8千万卢布。

　　难道斯大林的上述建议是有某种材料作根据吗？当然没有。在这方面，他对事实和材料都不感兴趣。既然斯大林这样说了，事情也必然就是这样，因为他是“天才”，而天才是决不需要计数的，只要看一下就能立即下指示。他说了以后，其他人必须随声附和，并颂扬他的英明。

　　但提高农业税400亿卢布的建议有多少英明呢？一点也没有。因为这项建议不是从对现实的真实估计出发，而是一个脱离了生活的人空想出来的。现在，我们在农业方面已逐步开始摆脱困境。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代表们的发言，使我们感到振奋。许多代表说，有一切条件，不是在五年内，而是在两三年内，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关于生产主要畜牧产品的任务。我们相信，新五年计划的任务，一定会胜利完成。（长时间的掌声）

　　同志们！当我们现在尖锐地批评斯大林生前广泛流行的个人崇拜，分析它是怎样地与马克思主义精神不相容时，各方面的人会问：怎么会这样呢？斯大林领导我们党和国家已三十年，并在他生前取得了许多胜利，难道可以否认这一点吗？我认为，提出这样问题的，只能是被个人崇拜蒙蔽和迷惑了的人，他们不了解革命和苏维埃国家的本质，不是真正的、列宁主义式的了解党和人民在苏维埃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社会主义革命是由工人阶级以及受到部分中农支持的贫农完成的，是布尔什维克党所领导的人民完成的。列宁的伟大功绩在于，他建立了工人阶级战斗的政党，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用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斗争的胜利学说武装了它，他从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火焰里锻炼了党。在斗争过程中，党一贯捍卫人民的利益，成为人民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引导劳动者取得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你们都清楚地记得列宁所说的英明的话，即苏维埃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有千百万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的觉悟性。

　　由于党的组织工作，由于许多地方组织，由于我们伟大人民的自我牺牲的劳动，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这些胜利是整个党和人民付出巨大努力和积极工作的结果，绝非个人崇拜时期所说的，仅仅是斯大林个人领导的成果。

　　如果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来看这个问题，那么应该直截了当地说，斯大林在世最后几年内形成的领导状况，成了苏维埃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

　　斯大林长期不考虑党和国家生活许多重要和最迫切的问题。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我们同其他国家的和平关系时常受到威胁，因为个人的决定只能而且往往确实使问题复杂化。

　　近年来，当我们设法排除个人崇拜的有害做法并在内外政策上采取了适当措施后，大家可以看到，人们的积极性多么高涨，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发展得有多快，在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发挥了多么巨大的作用。（掌声）

　　某些同志会问：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干什么去了？他们当时为什么不反对个人崇拜，而要到目前才来反对呢？

　　首先应该了解，政治局委员对这些问题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看法。起先，许多人都积极支持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最强的一个，他的逻辑，他的力量和意志，对于干部和党的工作有着巨大的影响。

　　大家知道，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特别在头几年内，曾积极为列宁主义而斗争，反对列宁学说的敌人和歪曲者。根据列宁的学说，以它的中央委员会为首的党，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文化革命。当时斯大林很得人心，人们同情他，支持他。

　　党当时要进行斗争，反对那些使我们国家离开正确的列宁道路的人，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右派、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斗争。这个斗争是必需的。但在以后，斯大林愈来愈滥用职权，开始迫害党和国家的著名人物。如上所说，斯大林正是这样对待我们党和国家的杰出活动家如柯秀尔、卢祖塔克、埃赫、波斯蒂舍夫及其他许多人。

　　当时如果有人试图对毫无根据的怀疑和诬告提出反对意见，结果会使提意见的人遭到迫害。波斯蒂舍夫同志被清洗就是例证。在一次谈话中，斯大林表示了对波斯蒂舍夫不满，并问道：“你究竟是什么人？”波斯蒂舍夫清楚地回答说：“我是个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同志，一个布尔什维克。”这句话起先被认为是对斯大林的不尊重，后来被看成是有害行为，最后则毫无根据地宣布波斯蒂舍夫为“人民敌人”而处决掉了。

　　对于那时形成的气氛，我同布尔加宁曾不止一次地谈起过。一次，我俩同乘一辆车，他对我说，“有时一个人到斯大林那儿去，是被当作朋友请去的，可当他在斯大林那儿坐下后，他就不知道下一步会送他到那里，送回家，还是送进监狱？”

　　显然，这种气氛使政治局委员置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如果再考虑到最近几年没有召开中央全会，政治局会议也偶尔召开，那么就会明白，政治局委员要反对某种不合理或错误的措施，反对领导工作的严重错误和缺点，是多么的困难。

　　如上面所说，许多决议是一个人作出的，或只是传阅征询意见，并未经过集体的讨论。大家熟悉被斯大林迫害致死的政治局委员沃兹涅先斯基同志的悲惨命运。应当指出，关于撤销他政治局职位的决议，并未经过讨论，只是决定后通知了事。同样，关于撤销库兹涅佐夫和罗吉昂夫同志职务的建议，也是这样的。

　　中央政治局的作用被大大降低了，它的工作被政治局内部的各种小委员会即所谓“五人小组”、“六人小组”、“七人小组”、“九人小组”等分割掉了。例如，1946年10月3日政治局的决议称：

　　“斯大林建议：

　　“1、政治局外事委员会（六人小组）今后除考虑对外事务外，还应负责国内建设和对内政策。

　　“2、苏联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同志参加六人小组，六人小组改名为七人小组。

　　中央委员会书记约·斯大林（签字）”

　　这简直是玩扑克的人使用的语汇！（笑声）

　　在政治局内成立“五人小组”、“六人小组”、“七人小组”和“九人小组”等各种委员会，显然破坏了集体领导的原则，结果，政治局一些委员就处于这种境地，被排除参加最重要问题的决定。

　　我们党最老的党员之一伏罗希洛夫同志发现他的处境十分尴尬。多年来，他实际上被剥夺参加政治局会议的权利。斯大林禁止他出席政治局会议，不准送文件给他。当伏罗希洛夫同志得知政治局开会时，每次他都打电话问，他可否出席会议，斯大林有时准许，但总表示不满意。由于极端的过敏和猜疑，斯大林甚至达到荒谬可笑的地步，如怀疑伏罗希洛夫似是英国特务。（笑声）是的，确实怀疑他是英国间谍，并在他家里安装了专门的窃听器，窃听他的谈话。（群情激愤）

　　斯大林也排除了政治局委员安德列也夫参加政治局工作。这是最肆无忌惮的专横。

　　举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后第一次中央全会为例，斯大林在会上发了言，并在全会上给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做了鉴定，对我党这些老干部提出了毫无根据的谴责。如果斯大林再继续领导几个月，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同志可能就不会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发言了，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显然有自己的计划去迫害一些老的政治局委员。他不止一次地说，政治局应该换一批新人。他在第十九次党代会后，建议选举二十五人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目的，就是要排除一些老的政治局委员，选入一些经验较少的入，以便百般颂扬他。可以设想，这样做是为了以后消灭政治局的老委员，以便把我们正在研究的斯大林的一切无耻行径掩盖起来。

　　同志们！为了不重复过去的错误，中央委员会宣布坚决反对个人崇拜。我们认为，斯大林被过分考大了。毫无疑问，斯大林过去对党、对工人阶级和国际工人运动是有巨大功绩的。问题由于上述情况而复杂起来，即上面所讲的一切是斯大林在世时，在他领导下，得到他的同意而干下的。斯大林还相信这一切乃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不受敌人阴谋和帝国主义阵营的进攻和侵害所必需。他把这一切都看成是为了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劳动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利益。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个轻率的暴君的行为。他认为这是为了党和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了保卫革命成果的利益所应该做的事。整个悲剧就在于此。

　　同志们！列宁不止一次地强调，谦虚是一个真正布尔什维克绝对必需的品质。列宁本人就体现了最伟大的谦虚。我们不能说在这个问题上，在各个方面，我们都遵循了列宁的榜样。仅举一例即足以说明问题。我们的许多城市、工厂、集体农庄、国营农场、苏维埃和文化机构都被当作一份“私有财产”，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分给了现在还健在的一些党和国家的活动家，即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我们许多人都参与了这一行动，用我们的名字命名城镇、事业和集体农庄。应该纠正这种情况。（掌声）

　　但这应当沉着镇静，逐步去做。中央将仔细研究这个问题，以便不在这个问题上再犯错误，发生偏差。我还记得当时乌克兰得知柯秀尔被捕的情况。基辅电台平时总这样开始广播的：“这里是柯秀尔广播电台”，因为电台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有一天广播时，不提柯秀尔的名字，听众马上知道他出了问题，知道他也许被捕了。所以，如果我们到处改换招牌，改变名称，人们可能认为这些同志，这些企业、集体农庄、城市的命名者，又出了什么问题，大概他们又被捕了。（全场活跃）

　　平常我们以什么来评判某个领导者的威信和作用呢？就看有多少城市、工厂和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难道现在还不是结束这种“私有财产”和实行工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国有化”的时候吗？（笑声、掌声和呼声：“对”）这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利的，况且，个人崇拜也表现在这个方面。

　　我们必须极其严肃地对待个人崇拜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把这件事捅到党外，尤其不能捅到报刊上去发表。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代表大会关起门来的会议上，报告这个问题。我们应当知道分寸，不要把炮弹送给敌人，不要在他们面前宣扬我们的家丑。我想代表大会的代表会正确理解和对待这些措施的。（热烈的掌声）

　　同志们！我们必须坚块彻底地揭露个人崇拜，无论在思想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都要作出相应的结论。

　　为此，必须：

　　第一，布尔什维克式地谴责和根除个人崇拜，把它看成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敌对，与党的领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毫不相容的东西，要同形形色色恢复个人崇拜的一切企图，进行无情的斗争。

　　要在我们党的全部思想工作中，恢复并且坚决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最重要的原则，即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类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改造社会和争取共产主义胜利斗争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大量的工作，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出发，批判地审查和纠正历史、哲学、经济学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因个人崇拜而广泛流行的那些错误观点。特别是必须在最近的将来，根据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客观精神，编写一部严肃的党史教材，一部苏联社会史教材，和一部关于国内战争和伟大卫国战争的著作。

　　第二，一贯坚决地继续党中央委员会在近几年所进行的工作，即在一切党组织中从上到下地严格遵守列宁的党的领导原则，首先是集体领导这个主要原则，遵守党章规定的党的生活准则，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第三，完全恢复体现在苏联宪法中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的列宁主义原则，同一切滥用职权人们的专横行为进行斗争。必须彻底纠正长期以来因个人崇拜的消极影响所累积而成的破坏革命的社会主义法制的罪恶现象。

　　同志们：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表明了我党团结一致、不可动摇的新力量，表明全党团结在中央委员会周围，表明它有决心完成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任务。（热烈掌声）我们现在能够广泛地提出克服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和消除它造成的严重后果等问题，证明我们党有着伟大的道德力量和政治力量。（长时间的掌声）

　　毫无疑问，为自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所武装起来的我们党，一定会领导苏联人民沿着列宁的道路，走向新的胜利。（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

　　我们党的胜利旗帜——列宁主义万岁！（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全场欢呼、起立）

　　（完）　

【附录】秘密报告出台内幕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最后一天上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出乎世人意料地在会上作了《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当时为什么要作这样的报告？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对斯大林问题持什么态度？报告是怎么起草的？报告人是如何确定的？对于这些问题，俄罗斯学者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下半期，随着赫鲁晓夫回忆录、米高扬回忆录的出版，以及有关档案的解密，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迄今他们已在《近现代史》等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披露了秘密报告出台的内幕。

　　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肃反时期案件

　　斯大林去世后，特别是贝利亚被捕后，30年代下半期和40年代初国家安全机关迫害党政干部、伪造案件、刑讯逼供的罪行被揭露出来，在广大群众中引起极大义愤，那些受害者家属纷纷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信，要求重新审查历史上的冤假错案。1955年秋，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得不责成苏联总检查院处理这类案件，给无辜受害者平反昭雪。苏联总检查院遂会同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重新审查肃反期间发生的一些重大案件，给许多党政和共青团干部作出平反决定，并把所有有关材料和文件移交党的中央检查委员会来决定被平反者的党籍问题，最后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对整个案件作出处理决定。

　　与此同时，苏共中央主席团收到相当多的材料，谈到30年代下半期许多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人受到政治迫害和斯大林对其应负的责任。据米高扬回忆，他曾专门找到赫鲁晓夫，单独同他谈这个问题，他认为，“应该找个时候，即使不向全党，至少也要向斯大林去世后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报告以前的情况。”

　　当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大部分委员，已经意识到自己参与斯大林这些迫害活动的责任，担心有谁查出他们的问题，也怕代表大会询问他们每个人在组织大规模迫害行动时担任了什么角色。赫鲁晓夫同其他主席团成员一样，不仅希望摆脱自己的责任，而且知道最高党政领导承认斯大林的罪行，会损害曾长期同斯大林共事并在30年代担任过政治局委员的现主席团成员的威信，所以他也表示同意米高扬的这个建议。

　　1955年12月31日，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了30年代发生的种种迫害事件，并决定成立以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研究有关迫害的各种材料。

　　如何评价斯大林，主席团内部意见不一

　　在主席团会议上，委员们严肃认真地讨论了斯大林的问题。赫鲁晓夫直接提出：“我们有没有勇气讲事实真相？”米高扬、波斯别洛夫和谢罗夫引证具体事实指出，斯大林直接领导了大规模的恐怖活动，向市、州、共和国提出了逮捕名额，并亲自批准了“通知单”。赫鲁晓夫提议把这些事实写进报告。布尔加宁、米高扬等表示支持。

　　然而，莫洛托夫的发言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他说，报告中一定要指出斯大林作为伟大领导人和列宁事业继承者的作用。米高扬第一个起来反对，然后是萨布罗夫反对。后者说：“如果事实确凿，难道这是共产主义吗？这不能饶恕。”马林科夫同意米高扬和萨布罗夫的意见。他认为，提出斯大林问题是正确的，应该向党说明这一点。布尔加宁也发言表示支持赫鲁晓夫。他强调说，在报告中不要过分称赞斯大林。惟有伏罗希洛夫无条件地支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有条件地支持。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提出要对事实材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在代表大会上讲波斯别洛夫委员会的结论为时尚早。

　　会议结束时，赫鲁晓夫说，应本着党的利益作出决定。他强调指出：“斯大林曾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但他做事很野蛮，他毁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复无常，丧失了人所具有的神圣的东西。”他号召“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抨击”，清理标语、书籍，学习马克思和列宁的榜样。

　　1956年2月初，波斯别洛夫委员会完成了工作，向主席团提出约70页的打字稿报告。2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听取了波斯别洛夫委员会的报告。据米高扬回忆，报告人是波斯别洛夫，报告的斯大林罪行事实令人感到震惊。报告第一部分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关于开展大规模肃反活动的命令。

　　在2月9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关于对斯大林这个政治人物的评价问题、关于他对组织30年代下半期到40年代初的肃反活动的责任问题，提得很尖锐。辩论中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实际上，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反对在代表大会上作关于肃反运动和关于个人崇拜的单独报告。其余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完全赞同赫鲁晓夫的意见。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应在哪里讲斯大林的问题。他当即作出回答说，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他建议给大会代表印发列宁的“遗嘱”和“关于民族问题的信”。

　　在这次会议上，主席团最后决定：“向中央全会提出建议：中央主席团认为，有必要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的单独报告，确定赫鲁晓夫为报告人。”由此可见，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单独报告和报告人，是在大会开幕前一天，由十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作出的决定。

　　赫鲁晓夫口授报告内容

　　就在2月13日，即大会开幕前一天，中央全会召开前几个小时，主席团会议作出决定：通知全会，在大会上将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单独报告。主席团会议还讨论了由谁来作报告的问题。所有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都发了言。米高扬建议，由波斯别洛夫代表委员会作报告。他认为，这样做会是客观的。既然作报告是我们确定的，那么大家就会明白，报告是以我们名义作的，而不是以中央名义。赫鲁晓夫也提由波斯别洛夫作报告，说波斯别洛夫主持了委员会工作，给主席团写了报告，把这个报告改写一下在大会上宣读就行了。但多数委员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这样做不妥，因为人们会认为，这样重大的问题，第一书记不作报告，而让别的书记作报告，这是逃避责任，所以他们建议由赫鲁晓夫作报告。

　　1956年2月19日，赫鲁晓夫口授报告稿。《报告》的最后稿发给了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他们审阅后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基本赞同这个稿子。到2月23日，报告稿准备就绪。

　　二十大举行秘密会议，报告出台

　　1956年2月24日，苏共二十大举行会议，选举党的领导机构。次日，即2月25日上午，举行秘密会议，赫鲁晓夫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秘密会议进行得非同寻常，会议由苏共中央主席团领导，而不是大会主席团。除大会代表外，还有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出席。赫鲁晓夫作报告时，大厅里鸦雀无声。报告一开始，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个人崇拜的语录和列宁关于领袖和共产党领导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的论述，引证文件说明列宁对斯大林的否定态度，谴责斯大林的粗鲁，特别是表现在对克鲁普斯卡娅的态度上。

　　《报告》中详细谈了30年代下半期对党政干部的迫害，捏造案件、刑讯逼供，指责斯大林在卫国战争前夕犯了大错误，说斯大林对战争头几个月的严重失利负有责任。《报告》有很大一部分是说斯大林制造个人崇拜，说他亲自审定准备出版的个人传记，写进几整页过分夸奖自己的文字，说自己是人民的领袖、伟大的统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天才的学者。

　　报告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布尔加宁建议《报告》不做讨论，也未请大家向报告人提问题。他宣读了大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稿，请大家审议，与会者一致通过。会议还作出把《报告》发至各级党组织、不见诸报端的决定。

　　1956年3月1日，《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作一些改动和补充后，连同赫鲁晓夫写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的一个便函正式下发各级党组织。不久又决定传达到共青团组织积极分子和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30多年之后，即到1989年才向苏联全体国民公布。